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絮语尺牍  

2016-01-29 12:49:37|  分类: 收藏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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絮语尺牍 - 盐湖人 - 盐湖人

行书尺牍册 梁书同(17231815) 扉页:山舟尺牍(中国嘉德供图)

  “尺牍”者,书信是也,最早为一种文体的名称。古人写信,一开始写在木板上,“牍”,即是我国古代书写用的木简。用一尺长的木简作书信,故称“尺牍”。为了与“简牍”区别开来,古人把作为书信的“尺牍”用另一块木板覆盖,称为“检”,在“检”上签字称为“署”,“署名”就是由此而来。有的“检”上还有一块凹陷的装饰称为“函”,这就是今天“信函”“函件”的由来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“尺牍”的名称也进而精细化。如书写在木板上的称为“札”,或曰“牍”,书写在竹片上的称为“简”,而书写在布帛上的称为“帖”,因此,书信又叫“尺牍”“书札”“手札”“手简”等。我国魏晋时代的名帖,几乎都是“尺牍”。

  私人之间的书信往来为书法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。代表我国书法最高成就的作品就是“尺牍”。如“书圣”东晋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《寒切帖》,西晋文学家、书法家陆机的《平复帖》等。故此,“尺牍”是研究中国古人生活方式、行为习惯、审美情趣、道德修养乃至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媒介。

  我国书法的形制最初由工具材料所决定,纵式书写方式起源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,而后经摩崖、壁画、碑碣的一再认同,最终发展为“立轴”“屏条”“对联”等自上而下的书写形制。古人还发明了横向书写格式,由最初的“匾额”,发展为“横批”和“手卷”。书法成为挥洒人们精神意趣的最佳表现手段。中国的书法可以说是由最具实用功能而又带有私密封闭性质的“尺牍”开始,逐渐走向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和开放的空间形态,由“尺牍”演变为“书(诗)稿”“奏章”“诔文”“匾额”“楹联”“扇面”“屏条”“斗方”等多种可能的表现形式,也就在情理之中。

  我国书法发展又始终与形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。比如魏晋时代的“尺牍”是书写在绢素上的,是书法形制中的“小品”,寥寥数笔,十分自然随意。各个历史时期的“尺牍”都有不同的审美特点:跌宕起伏的魏晋时代秀美遒劲,大国盛世的唐代博大雄浑,文化繁荣的两宋(北宋和南宋)时期跌宕纵横,横跨欧亚大陆的元代洒脱儒雅,创造出七下西洋壮举的明代豪放恣肆,开创“康乾盛世”的清代变化多姿,为我们绘就了璀璨的中国书法长卷。在传世的尺牍书迹中,材质主要是布、绢、帛、纸,内容则多是涉及私人事件的家书。

  书信,其实用价值就是表达情感,或嘘寒问暖,或讲学论道,或达朋友之谊,或述夫妻衷肠、恋人别意,各种喜、怒、哀、乐都在这里有淋漓尽致的表陈,所以“诗圣”杜甫说: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。”如今,这些实用的“尺牍”历经岁月考验,愈发彰显出它们历久弥新的教育意义,而成为我们最醇最美的学习对象。

  开创“汉武盛世”的西汉武帝刘彻时期,以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而深得汉武帝赏识的才子司马相如入朝做官,渐而对远在家乡的结发妻子——一代才女卓文君的感情逐渐冷淡,写了一封短信给妻子,内容仅有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”几个数字。知书达理的卓文君见信后,心领神会,伤心不已,遂据这些数字写了一封畅抒相思别离之情的回信给丈夫:“一别之后,两地相思,只道是三四月,又谁知五六年,七弦琴无心弹,八行书无可传,九连环从中折断,十里长亭望眼欲穿。百相思,千系念,万般无奈把郎怨……”司马相如见信后惭愧内疚,断了杂念,从此与爱妻卓文君恩爱如初,白头偕老,两人的爱情故事成为“愿得一人心,白头不相离”的经典佳话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为官清廉,新婚不久,即写《赠内》家书与妻共勉:“蔬菜足充饥,何必膏粱珍。缯絮足御寒,何必锦绣文。君家有贻训,清白遗子孙。”南宋文学家周紫芝在《竹坡诗话》中记了载一个廉吏的典故。博州某官员,夜晚熄灭官烛,点起私烛看家书,可谓清廉官吏之典型。明代官至兵部主事的张弼为官清廉,严于律己,严格管束家人,深得民心,他写的《寄内》家书颇有教育意义:“四儿六岁五儿三,莫把肥甘习口馋。清白传家无我愧,诗书事业要人担。三餐淡饭何须酒,一箸黄韭略有盐。闻说有人曾饿死,算来原不为官廉。”在诗中谆谆告诫妻子,生活要艰苦朴素,过日子要勤劳节俭。对子女不能溺爱娇惯,要授之以诗书事业,传之以清白家风,将来才能堪当大用。明代才女、文学家郑淑云在写给儿子的家信中谆谆叮嘱:“阅儿信,谓一身备有三穷:用世颇殷,乃穷于遇;待人颇恕,乃穷于交;反身颇严,乃穷于行。昔司马子长云:然虞卿非穷愁,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。是穷亦未尝无益于人,吾儿当以是自励也!”读来受益匪浅,真慈母良言。

  清代被百姓誉为“马青天”,先后主政山西、贵州、广西、广东的一代廉吏马丕瑶为清末一品顶戴,为官30多年,忠心爱民、政绩卓著。马丕瑶死后,光绪皇帝亲笔题写“鞠躬尽瘁”“百官楷模”匾额相赐,并亲自撰写祭文予以褒奖和表彰。马氏家训要求全家人都要诚信庄重,各尽其责,各尽其道,和睦相处。马丕瑶对子女家教甚严,他在《示二儿吉樟》家信中写道:“立志追希文,学垂三不朽。多读有用书,少交无益友。文章贵经畲,虚车最为丑。古人惜分阴,皇皇惟恐后。一敬胜百邪,一诚包万有。汝父望汝成,如泰山北斗。”读来让人钦佩马丕瑶确实教子有方。马氏一门开明通达、乐于济人的家风使其子女多有成就。马丕瑶膝下有四男三女,长子马吉森在家乡彰德(今河南安阳)兴修水利,发展农业,创办厂矿企业,开河南地方民族工业之先河。次子马吉樟恤民善施,非常重视教育事业,与他人共同筹集巨资在北京创办了新式学堂——豫学堂,选送40名学子赴美留学,马吉樟还是著名的书法家。马丕瑶三女马青霞是我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、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。她工诗善画,才华横溢,为人宽厚,乐善好施,巨资捐助公益和慈善事业。她重视教育事业,创办了多所学校。她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,成为当时著名的革命志士。1922年爱国将领冯玉祥主政河南,马青霞毅然将数百万家产捐献国家。“南秋瑾,北青霞”在民国初年的大江南北广为流传。

  梁启超先生也极为重视子女教育,一生写给子女400多封家书,这些家书前后持续15年,写作时间有的是深夜两三点钟,有的是清晨起床后,只要稍有时间,他总要给孩子们叮嘱几句。在儿女面前,他是一位极风趣、极慈祥、宽厚而温和的好父亲。梁启超在信中教导儿子梁思成“莫问收获,但问耕耘”,要儿子梁思成“一方面不可骄盈自满,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,尽自己能力做去,做到哪里是哪里,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,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”。他教导儿子梁思忠:“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,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……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,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。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,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,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。”他教导女儿梁思庄:“多走些地方(独立的),多认识些朋友,性格格外活泼些,甚好甚好,但择友是最要紧的事,宜慎重留意,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。”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反复强调学习要“求理解”,不要“强记”,并且一再告诫要劳逸结合,“多游戏运动”。正因如此,才成就了梁思成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,各科成绩优秀,业余爱好十分广泛。梁思成是清华大学铜管乐队的队长,还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过跳高第一名。在梁启超先生的精心培育之下,其九个儿女,个个成才,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成就非凡。

  著名爱国翻译家傅雷先生的《傅雷家书》反复重印,读之让众多读者如饮琼浆。当傅雷先生身处困境之时,仍然坚持要求尚在英国的儿子、后来被誉为“钢琴诗人”的著名钢琴家傅聪使用母语中文通信,并对傅聪在通信中引述中国经典古籍《论语》中的一段经典名言感到非常欣慰。虽为翻译家,但傅雷先生始终把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视为立身之本,他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思至今仍令人感奋不已。

  “尺牍书疏,千里面目”。书信能“恢万里而无阂”,打破空间的阻隔,使读者如闻其声,如见其人;书信也能“通亿载而为津”,让后人窥知作者的心灵,并为之感动、沉醉。这些书信名篇或妙趣横生,或精警深邃,或率直发露,或简洁明快,或文采斐然,或朴实感人,或长或短,或庄或谐,风格各异,任情挥洒。当我们以几近怜香惜玉的心态,去面对一封封摆在面前的“尺牍”时,一种久违的温馨便弥漫在我们周围。一种情绪,一种精神,一种氛围,是今人与古人超越时空的对话,是现实与历史的沟通。一封封书信就是一颗颗袒露的心灵,感人肺腑,沁人心脾,正像诗人郭小川所讴歌的那样:“舒心的酒,千杯不醉;知心的话,万言不赘。”

  作者:赵峰 《光明日报》( 20160129 16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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