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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学大师讲文学,“任性”有理!  

2016-03-16 13:23:52|  分类: 文化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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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2016-03-16  来源:北京日报  

国学大师讲文学,“任性”有理! - 盐湖人 - 盐湖人

  钱穆生前讲学照片。

国学大师讲文学,“任性”有理! - 盐湖人 - 盐湖人

  《中国文学史》封面。

  国学大师钱穆一生著述80余部,1700万言,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专著。一部《中国文学史》昨天正式面世,扭转了人们的固有看法。

  《中国文学史》原是钱穆的讲课笔记,由钱穆的学生叶龙记录整理完成,尘封60载后才获出版。随着这部书的面世,尽显一代国学大师的文化操守,而其对文学极具个性的论述,更引发当今学者的反思。

  独见:

  杜甫诗作高过诗仙李白

  钱穆《中国文学史》共31章,他从《诗经》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,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,共计12万字。讲稿出自上世纪50年代,是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的讲课记录。

  叶龙回忆,钱穆讲《中国文学史》,自言是以“死者的心情写死者”,亦即以悲凉的心情写死去的文学。前一个“死者”是指钱穆面对“新文学新生,旧文学已死”的文学环境,满心悲凉;后一个“死者”是说香港殖民地色彩浓厚,西方文明滚滚而来,中国传统文化更难有立锥之地。

  但钱穆在悲凉的心境下讲古代文学,却讲得个性十足,妙趣横生。比如他对建安文学的重新评价,具有独特创见。他对曹操评价很高,《短歌行》之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?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”,他认为是一首普罗大众的平民诗,轻松而又亲切,并认为“后来的诸葛亮,羽扇纶巾,指挥三军,他作的《出师表》,亦如与朋友话家常,学的是曹操。”

  和其他文学史更注重严谨不同,钱穆评价名家简直活灵活现。他说“孔子之伟大,正如一间百货公司,货真而价实”,他点评历代文人,说陶渊明性格如虎,其诗更为可爱。王维是居士,杜甫是读书人,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、武侠的江湖术士,属于下层社会。不仅如此,钱穆把“知人论世”作为评价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标准,认为作者为人的价值比作品更重要。对于“李、杜”齐名说,钱穆认为杜甫为高,因为杜甫的精神人格与时代打成一片,与历史发生了密切关系。

幸存:

  课堂笔记被学生珍藏60

  这份讲课笔记,钱穆的学生叶龙珍藏了60年。今年已88岁高龄的叶龙,专门研究清代桐城派,退休前是香港能仁书院院长。《中国文学史》特邀策划、深圳记者刘悠扬回忆,她是通过朋友结识了叶老,2014年初她到位于香港青衣岛的叶老家中做客,才得知他一直珍藏钱穆当年讲授《中国文学史》的课堂笔记,十几次搬家都不舍得扔。

  “笔记本是简陋的牛皮纸封面,窄窄的横行,像是算术本子。”刘悠扬说,叶老的字迹端正、秀气,不太像男孩子写的字。他能把钱师所讲全部录下,不仅因他独创了草书,写字极快,而且因他是江浙人,钱师讲的无锡国语,他百分百能听懂。“叶老还告诉我,在新亚书院上学时的课堂笔记要打分,当时他就得了最高分。钱穆后来有各种演讲,经常叫他去帮做文字整理。”刘悠扬说。

  刘悠扬还听叶龙回忆,在新亚书院,钱穆曾开过两次《中国文学史》课程,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,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。每次一讲就是一学年。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,自成一套完整体系。但因时局飘摇,钱穆始终未能将讲稿整理成书。

  但叶龙幸运地留存了这些讲稿,更留存了关于恩师的许多记忆。钱师身为校长,但授课绝不马虎,事先做足了备课的功夫,每次来上课,必带一叠卡片,最少也有三四十张,上课依卡片资料逐页讲述。就算讲同一门课,不同时期也会有诸多不同。叶龙说,钱穆会随时随地把自己的最新发现、最新思考添加进来。“有的教师一本讲义用一生,退休以后再出版。钱先生不会,他不停地备课,很用心。”

  出版:

  大师有疏误老编审纠错

  《中国文学史》讲稿此后在《深圳商报》进行了连载,“叶老是个老派文人,活在过去时代,有作品发表,他也认为第一时间应该给纸媒。”刘悠扬说。连载进行了约50期,每期一千多字,总共发表了书稿的一半左右,这对叶龙来说如同完成了一桩人生大事。

  其间,叶老又获意外之喜。华夏盛轩图书副总编辑张万文回忆道,20143月底,他陪作家阿来到广州领奖,后来参加一个朋友饭局,席间得知《深圳商报》正在连载钱穆的《中国文学史》,立刻决定要出这本书,“太好了,我们要马上联系叶先生。”

  张万文打通了叶龙的电话,老先生听说出版意向后,特别激动。叶龙随后分三批交付整理稿,稿纸誊写,繁体竖排,全是他一笔一画写的。书稿整理、校订历时一年多,几位老编审、学者更被请来给钱穆挑错。

  胡双宝是北京大学出版社资深编审,今年84岁。“钱先生对于所讲的问题烂熟于心,但难免临时有一些疏误。”他说,而且记录人的记录、按语也有一些错误。比如《第八篇楚辞(上)》,里面讲“二南”时,提到陈国的位置。原稿写的是“桐柏山的东南方即陈国”。胡双宝审稿后提出位置有误,正确的说法应该是“桐柏山的北面即陈国”,并给出谭其骧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为证,还亲自为这一条做了注释。

 学界:

  个性文学史如今难再现

  《中国文学史》个性十足,让今天的学者感叹这样的文学史已难再现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,他不欣赏思想上大一统或追求发行量的通用教材,而更喜欢钱穆这样“自作主张”的文学史。“在我看来,每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好的学者,都应该在心中或口头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。”

 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认为,《中国文学史》简单的寥寥数语,详尽的则细细考论,对均衡不甚讲究。“作为学生的课堂笔记,误听、漏记也总是难免。要是拿专著的标准来衡量,会觉得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。”他认为,但笔录有笔录的好处,老师在课堂上兴到之处,常常会冒出“奇谈妙论”,见性情而有趣味。

  在学界看来,该书并不是理想的“文学史”,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,但好处恰恰在于它活泼、亲切,可以作为导读、助读,点燃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。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伯伟更是直言不讳,现如今,满目都是正襟危坐的文学史,这种有个性的文学史倒是越来越少了。

  链接

  钱穆(18951990):字宾四,江苏无锡人。先后在燕京大学、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合大学任教。1949年迁居香港。创办新亚书院,任院长。1966年移居台北。1990年逝世于台湾。其重要作品包括《国学概论》《国史大钢》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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