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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奇诡”:传统书法视野中的七彩烟霞(一)  

2017-03-19 16:39:03|  分类: 书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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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史上现存最早书论汉崔瑗《草书势》提出畜努怫郁,放逸生奇起,奇诡作为重要的美学范畴,就已走进书法审美前沿。随后,汉蔡邕《笔论》提出惟笔软则奇怪生焉,魏杨泉《草书赋》提出字要妙而有好,势奇绮而分驰,西晋卫恒《四体书势》提出奇姿谲诡,不可胜原,南朝庾元威《论书》提出当时众所惊异,自尔绝笔,惟留草本而已。其百体者,悬针书、垂露书、奇字、缪篆……此五十种皆纯墨。奇诡论述接踵而至,纷沓而来。可以说,奇诡观念的诞生与延展,是人们对书法艺术进行的全视角审美体验,凝聚着平和奇诡相统一的审美智慧,也是艺术领域融时空于一炉,摄万象于笔端情怀的最集中反映。

奇诡审美特征的生成,上可溯源《孙子兵法》和《老子》。《孙子兵法》三军之众,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,奇正是也可谓泉涌源出,开创先河。从现存文献看,奇诡作为美学范畴,应该完善于周代。西周时期,礼乐昌明,秩序统治有着较强的生命力,社会按照统治者所设定的礼制模式正常运行。随着王权式微,周代礼制与思想受到挑战,价值取向趋于多元,贵族违礼行为多有发生。体现在社会秩序领域,是在传统范畴的基础上,社会价值观产生其自身的对立面,奇诡便顺变而生,以与正统相对立,形成传统礼法秩序的否定性价值判断。老子站在无为的角度,对奇诡诠释充满强烈的辩证色彩,《道德经》中以正治国,以奇用兵,以无事取天下。”“孰知其极,其无正。正复为奇,善复为妖。表明政治和艺术领域”“相克相生,两者不可或缺。而孔子《论语》中礼之用,和为贵”“君子正其衣冠”“不以绀鲰饰,红紫不以为亵服,明显表现出对奇诡的反感和排斥,极力倡导从周复礼的现世理想,拒绝奇谲横生的乱世之象。但孔子又高度标榜和而不同的思想,这成为后期奇诡哲学与美学内涵的坚实基础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记载齐侯与晏子对话:异,和如羹焉,水火酰醢盐梅以烹鱼肉……声亦如味:一气、二体、三类、四物、五声、六律、七音、八风、九歌,以相成也;清浊、大小、短长、疾徐、哀乐、刚柔、迟速、高下、出入、周疏,以相济也。告诉人们,艺术是多元或者相异相反的元素经过调和而成,和而不同才能创作出美妙之艺术。

从书法艺术来看,奇诡审美特征也有个逐渐丰富的过程。汉魏晋时期,奇诡仅仅表现在与俗气”“平常之不同,呈现出新奇”“异样”“变化”“瑰丽等审美内涵。汉代书法重视通过对自然美的比拟来探讨书法之美,奇诡并未得以足够的彰显。魏晋时代书法美学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,强调情理统一,崇尚刚柔相济、骨丰肉润、骨势与韵味结合,呈现各形式美因素和谐统一的谐和之美。对奇诡的论述,多体现在运笔的左摆右拨、适度夸张,章法的空灵神巧、炫人耳目上。比如晋王羲之《笔势论》中的笔削久矣,罕有奇者,始克有成,研精覃思,考诸规矩,存其要略,以为斯论。南朝虞龢《论书表》中的及群臣所上,数月之间,奇迹云萃,诏臣与前将军巢尚之、司徒参军事徐希秀、淮南太守孙奉伯,料简二王书,评其品题,除猥录美,供御赏玩。遂得游目环翰,展好宝法,锦质绣章,烂然毕睹。”“羲之书,在始未有奇殊,不胜庾翼、郗愔,迨其末年,乃造其极。后魏江式《论书表》后闭鸿都,书画奇能,莫不云集,语方献篆,无出邕者。此时之奇诡内涵,仍表现在可以唤起人们视觉注意、引起人们愉悦之情的异样色彩等方面。真正赋予奇诡反传统”“反法度”“标新立异”“独领风骚审美内涵的,是从中唐狂草出现,发展到宋代臻于成熟。宋代有意识地确立以情为主、重主观、尚个性,推崇奇诡成为此阶段书法美学的总体特征。具体表现在:一是重,追求”“”“等内在精神意味。宋黄庭坚在他的《题摹燕郭尚父图》中极力主张突破传统凡书画当观韵,与同期书家蔡襄风韵论,姜白石风神论,赵构真味论,一时蔚然形成书法追求得神忘形的艺术主张。二是重。在、天资与功夫关系上,更重无法、推崇天资,反对拘泥法度之规范,力求个人意趣的自由抒发。他们力求摆脱封建法度的束缚,张扬个性自由,沉浸于书家自己的性灵与爱好之中。书家心情意绪成了宋代书法美学的主题,正如宋欧阳修在《学书工拙》中所说:欲寓其心以消日,何用较其工拙,而区区于此,遂成一役之劳,岂非人心蔽于好胜邪!三是重阴柔阳刚。宋代有意识地追求淡逸、超脱的优美境界,把唐代及唐代以前侧重外在壮美转向侧重内在韵味,尚简淡,力求宁静、飘逸的审美情趣,追求娇媚柔婉的优美之态,把淡泊超脱的胸怀寄托在书法形式之上。四是重。此时,书法美学出现了的元素和反和谐的狂狷之美,极力摆脱传统形式美之规范,以不平和、不稳定、狂怪怒张的面貌肆意抒发书家富于个性的激越情怀。宋朱长文《续书断》中言:夫书者,英杰之馀事,文章之急务也。虽其为道,贤不肖皆可学,然贤能之常多,不肖者能之常少也,岂以不肖者能之而贤者遽弃之不事哉!是其谓也。

书法艺术总是在前人卑视的空白地带觅取一席之地,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奇诡审美难以持续丰满的原因。当奇诡成为常态之后,反奇诡便带来书法美学多元化的审美倾向,这一方面深化了人们对书法艺术的本体化理解,开拓了人们赏鉴书法的视角和思维宽度,另一方面,出于对奇诡的反思和逆判,又激活了书家反对急于求成和标新立异非艺术化的固有基因。如果说宋之奇诡形成体系,那么元明复古思潮,以及清之碑学的兴盛,便是对这一体系进行不自觉的否定之否定。元明清反宋人之道,倡导平和奇诡同存共荣的时代之风。元赵孟頫在《定武兰亭跋》提出结字因时相传,用笔千古不易,明董其昌在《容台别集》中呼吁学书不从临古人,必堕恶道,表明书法取用传统取用法度的再次自觉自醒。清代中后期,碑学兴起,崇汉魏,追周秦,更给书法回归传统注入强心剂,特别是启用荒废已久的篆隶字体和北魏书体,比强调金石气或书卷气更能撼动人的心灵。至此,奇诡的内涵大为缩水,由反传统的一面旗帜退而为审美的一个支脉,即在法度内自由舒展,并与其他审美特征构成系统的多元化审美格局,不同流派、不同风格、不同内质,可以同台展示,与时共舞。这也启迪书法,作为个体的书家,只有在传统中最大限度地倾注自身的奇诡理想,在法度中构建一个具有自我审美倾向的图式,才是书法艺术发展的不二法门。正如清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反复提及的那样:寓变化于整齐之中,藏奇崛于方平之内,皆极精采。”“书若人然,须备筋骨血肉,血浓骨老,筋藏肉莹,加之姿态奇逸,可谓美矣。”“钟鼎及籀字,皆在方长之间,形体或正或斜,各尽物形奇古生动。

(作者 嵇绍玉为江苏省教育学会书法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)

中国文化报 2017227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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